信托公司在通道类业务中仍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吴某与甲信托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裁判要旨
在被动管理型信托业务中，信托公司虽主要依据信托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但其在以自身名义独立从事信托管理事务时，仍应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信托公司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明知委托资金系属私募募集资金的情况下，更应当审慎回应委托人提出的明显不合理要求。如果信托公司过错行为客观上促成了犯罪分子的集资诈骗行为，对投资者被骗受损负有一定责任，则信托公司应当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基本事实
乙公司与被告甲信托公司签订《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约定委托人乙公司指定将信托资金2.8亿元由受托人甲信托公司管理，用于向乙公司发放贷款。嗣后，乙公司以“浙江某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为名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募集文件中载明产品类型为“某信托联众单一资金信托贷款有限合伙基金”，原告吴某认购。其后，甲信托公司与乙公司签订《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甲信托公司根据《信托合同》约定将乙公司交付的信托资金（包含吴某的投资款）向乙公司发放贷款。基金到期后，乙公司未向吴某返还本金。
经查，吴某的投资款被乙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陈某志等人用于归还案外人某置业有限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2018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乙公司系由陈某志实际控制，其通过伪造乙公司承建杭州保障房项目的合同等材料，与王某使用乙公司的名义以高额利息向社会公众销售“浙江某杭州保障房投资基金项目”，而后将募集资金打款至甲信托公司，甲信托公司再贷款给乙公司。乙公司收到后用以归还某置业有限公司股东的对外债务等。
吴某起诉认为甲信托公司没有对信托项目进行有效监管，导致损失，应当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结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8）沪0115民初80151号民事判决：甲信托公司对吴某根据刑事判决通过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在2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驳回吴某的其余诉讼请求。
宣判后，吴某与甲信托公司均提出上诉。上海金融法院于2020年6月5日作出（2020）沪74民终29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认为，吴某系乙公司所设项目的投资人，与甲信托公司之间并无投资、信托等直接的合同关系，吴某系以侵权损害赔偿为由起诉要求甲信托公司承担责任。关于信托公司过错，第一，甲信托公司在开展信托业务中明知信托资金来源于社会募集，未对犯罪分子借用其金融机构背景进行资金募集的行为采取必要防控措施，也未对社会投资者作相应警示，据此认定甲信托公司在信托业务开展时对委托资金来源的审核未尽必要注意义务，对吴某等投资者投资被骗受损负有一定责任。第二，信托存续期间内，甲信托公司曾出具内容明显虚假、足以误导案外人的《项目风险排查报告》，上述行为客观上促成了犯罪分子的集资诈骗行为，对吴某等投资被骗受损负有一定责任。第三，《信托合同》约定，甲信托公司仅负有根据指定发放贷款并最终收回贷款的义务，并不负有主动管理的职责，也不承担贷款风险。因而吴某认为甲信托公司对信托财产缺乏监管，导致款项被犯罪分子转移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法院综合考虑认为，甲信托公司在管理案涉信托业务过程中的过错行为一定程度造成了吴某损失，而吴某同时系相关刑事判决的被害人，其民事权利可先通过刑事追赃、退赔方式得以保障，应对吴某涉案损失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具体数额经核算确定为20万元。故判决：甲信托公司应就吴某刑事追赃程序追索不成的损失在2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裁判意义
通道类信托业务在业务模式上偏离了信托业“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传统模式，权利义务设置上也有别于传统法律关系的基本结构。该案为全国首例判决信托公司在通道类业务中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案件，入选2020年全国法院十大商事案例。该案积极回应了业界极为关注的信托公司在通道类业务中是否应当免责的问题。
该案中，法院明确信托公司虽仅负事务性管理之责，但仍应秉持审慎原则开展经营，并履行必要的注意义务。该司法观点反映了当前司法实践顺应宏观金融监管政策变化趋势，理性应对前期信托实践中的乱象和痛点，对通道业务中信托公司放任纵容违法募集、无视监管风控程序、随意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等行为严格追责，厘清了信托公司合法审慎经营的权责边界，同时也积极回应了投资者诉求，给予了受损投资者合理的经济赔偿，为解决同类金融产品兑付风险引发的纠纷提供了可行路径。